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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話題                    總56

向上之民     吳家望

筆者曾就聖經希伯來文的動詞 hl[ ( alah ,向上行)寫了一 篇文章,叫“ Alah Olah !獻上燔祭”。上帝是“至高者 !wyl[ ( Elyon ),高高在上,所以向上帝唱 的詩歌叫做“向上行之歌”,向上帝獻的祭叫做“向上行之祭”, hl[o ( olah ,通常譯為“燔祭”),走向上帝的聖地是“上 hl[ 耶路撒冷”,而不是“去耶路撒冷”。嚴肅的神學題材令人望而生畏,但“向上行”的觀念卻帶人進入廣闊的文化領域。

二十世紀大文豪魯迅年輕時(1908年),曾在日本為留學生的《河南》雜誌寫了一篇“破惡聲論”,文章最終沒有寫完,但其中有一段令人矚目的話:

古希伯來之民,大觀天然,懷不思議,則神來之事與接神之術興,後之宗教,即以萌孽。雖中國志士謂之迷,而吾則謂此乃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

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眾所皆知,但他的信仰卻是多年來不便探討的問題。直到近幾年,學者們才著手研討他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和看法。有人認為,魯迅的宗教哲學傾向於以“希伯來精神”為源頭的“有神論存在主義”。此課題有待專題討論,今天我們只借以上魯迅這段話來淺談一下。

魯迅這一段話是年輕時的文言文作品,筆者“翻譯”一下,供讀者參考:

古代希伯來人面對大自然壯觀,深感不可思議,於是從上帝而來的事和與上帝交通的門路興起,後來的宗教因而萌芽孳生。雖然中國志士認為是迷信,而我卻稱他們是向上之民,希望離開有限、相對的現今,去追求無限、絕對的至上者。

咀嚼一位27歲的留學生所說的這段話,可看出魯迅那時對西方宗教和聖經已經有過深入的學習和思考。魯迅對信仰的追求也許處於初階,但他所看到“有限、相對的自然主義”與“無限、絕對的超自然主義”之間的矛盾,一百年後仍是中國志士面對的課題,甚至難度更大。

後人認為,魯迅所說的“向上之民”乃是後來他筆下祥林嫂那樣,探索靈魂與地獄之存在,“發出天問,向上求索”的人。這種比較是否牽強,值得商榷。但是古今中外,多少宗教界、哲學界、科學界的思想家們都涉足過靈魂這個領域,多數沒有找到答案。

希伯來精神

現代學者所討論的“雙希精神”(希伯來和希臘精神)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著名英國文學家阿諾德( Matthew Arnord )所闡述的“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 Hebraism and Hellenism )。阿諾德為希伯來精神所下定義的內涵,包括“自我征服( self-conquor )、自我真誠( self-devotion )、順從和克制,不追隨個人的旨意、只追隨上帝的旨意。”

希伯來精神中的服從,和其他民族歷史上盲目順從人間的掌權者不同。希伯來民族所信服的是創造宇宙萬物、統治宇宙生靈的上帝。這就是魯迅說指出的“無限絕對之至上者”,或希伯來人所歌頌的“至高者” !wyl[ ( Elyon ,詩篇47:2, 9)。

簡言之,阿諾德所言“不追隨個人的旨意、只追隨上帝的旨意”,概括了“希伯來精神”的含義。用聖經的言語來說,即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先生所探索的“二希”思想(希伯來和希臘思想),傳承了阿諾德的說法。周作人十分重視這些思想意識,評價它們為歐洲文明的源泉。他認為它們是一物的兩面:“希臘思想是肉的,希伯來思想是靈的;希臘是現世的,希伯來是永生的;希臘以人體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希伯來以為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類所得的神性,要將它擴充起來,與神接近,以至合一。”

學習這些對世界文化科學的發展有積極影響的古典精神,必然有助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信仰的改革和發展。

文學希伯來主義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說,希伯來語言是無與倫比的語言( the best language of all );新約聖經雖是用希臘文,但充滿了希伯來精神和希伯來措辭語法。在文學界,“希伯來精神”代表希伯來語言在文格、文風各方面對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這句名言為例,希伯來文的對應( parallelism ,平行),不但希臘文譯文(下右)與其字字相應,在中文譯文中也能表達出來:

(是)智慧的開端 hmkx tlxt avrch. sofi,aj

敬畏 耶和華 hwhy tary fo,boj kuri,ou

認識 至聖者 ~yvdq t[dw kai. boulh. a`gi,wn

(是)聰明 tnyb su,nesij

又如,“上帝啊!我的心(靈魂)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詩篇》42:1),就以希伯來文的對應,表達希伯來人靈魂的追求:

好像鹿 渴慕 溪水 ~ym-yqypa-l[ gr[t lyak

我的靈魂 渴慕 你上帝啊 ~yhla ^yla gr[t yvpn !k

“心”和“靈”在希伯來和希臘文都是一字二意,分不開的。中國人所說的“心靈”也有這樣意思,但是,如果我們所說的“心靈”只是種抽象的靈魂,沒有與上帝的生命連接,就難能連接上帝的祝福。

新、舊約聖經充滿這樣的文學“希伯來精神”。讀 者不妨細心研讀新約福音書的“登山寶訓”,體會希臘文經文的平行對應結構。正如《箴言》這一節經文一樣,新約中耶穌的言語以及使徒們的記載,都從民族氣質、神學和文學等不同角度體現出上帝子民的“希伯來精神”。

無限絕對之至上者

十九世紀後期,隨著達爾文主義的傳播,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應運而生。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接受這些革命思想,突然從腐敗社會中看到一線曙光。

二十世紀中期,宇宙大爆發論及 DNA 生命藍圖推出了劃時代的科學革命與極限。稱之為革命,是因為科學竟然能逐步解釋以往不可思議的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問題;稱之為極限,因為現代科學的資料顯示,科學家懂得越多,難題就更多更難;科學永遠不可能徹底解答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問題。

隨著科學和信仰的對話,諸如智慧設計論、神導進化論等,吸引了許多名人知士的支持。經常和有神論學者辯論的著名無神論科學家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不耐煩了,大喊說,“這不是進化論與創造論之間的戰爭,而是自然主義和超自然主義之間的大戰”。他用馬克思的語氣說:這不是知識( intellectual )鬥爭,而是政治( political )鬥爭,是社會( social )鬥爭。道金斯高喊道,科學和信仰沒有共存的餘地:宗教是萬禍之根,唯有唯物主義科學才是能夠消滅宗教的救星。

魯迅先生說,向上之民欲離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相反,道金斯先生則欲離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以趣有限相對之現世,豈非向下之民也!

奔向上帝!

普藍克( Max Planck , 1858-1947 )是與愛因斯坦齊名的德國數學物理泰斗,量子力學先驅,1918年諾貝爾獎得主。泰斗群中,愛因斯坦數一,普藍克數二。1937年,普藍克在歐洲多國發表“信仰與科學”( Religion und Wissenschaft )的演說,轟動一時。他演講的最後一句口號“奔向上帝!”帶來全場起立的掌聲。

普藍克說,他童年時所烙印的信仰是:他的靈魂泉源乃是他任何時間都能在那兒避難的、高高在上的另一世界。誠然,普藍克所奔向的上帝,就是聖經所歌頌的“至高者”( !wyl[ , Elyon )。

普藍克說,信仰與科學正在並肩參與一場無盡、無懈的戰役,反對懷疑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反對不信,反對迷信。這場戰役的戰鬥口號曾經是、永遠是:奔向上帝!( Up to God ! )

作為一名大科學家,普藍克認為,人皆有之的宗教信仰的基礎是:人在面對極大威力時的尊敬和驚嘆。有信仰的人不可能用邏輯證明上帝的客觀存在;但是,他個人所信仰的是:相信上帝的存在是永恆的,無需依靠世界和人的存在。上帝將這世界掌握在祂絕對大能的手中。普藍克含蓄地說,若要指出信仰者和科學家之間有何區別,可以說,在前者心中,上帝站在一切思維的起點,而在後者心中,上帝站在一切思維的終點。普藍克的忠告是:應當努力培養每個人個性的互補和互助的兩方面:信仰與科學。

1923年普藍克在普魯士科學院以“因果法則與意志自由”為題公開演講時說:

科學與宗教,真實上並不構成對立,而是對嚴正思考的人,為互相補益的東西。一切時代大思想家同時也是很深的宗教者(“很深的宗教者“英譯 deeply religious souls ),正非偶然,儘管他們不情願把他們最神聖的公然顯露出來。(採用和普藍克同時代中國哲學家楊一之的譯文)

楊一之先生所譯“很深的宗教者”原來是普藍克所說的“有深刻信仰的靈魂”。

Olah Goleh, Golah Oleh 歸去來兮

2500年前的耶路撒冷,從擄掠之地回來的流亡者( hlwg , golah )的後代,向以色列的上帝獻燔祭( hl'A[ , olah )(《以斯拉記》8:35,自譯)。從這句經文,我們要推敲兩個字。“流亡者”出於動詞 hlwg ( golah ,向遠處去, go away ),意思是“ 離開的人”,也就是被流放的人。向上帝獻的燔祭 hl'A[ ( olah )出於動詞 hl[ ( alah ,向上行),是“向上行之祭”的意思。

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色列人更能體會“流亡”的意義。“流亡”的現代意義是“移民”,“被驅逐”離境的概念已漸漸淡忘了。“移民”有兩個方面:移出(離開)和移入(回歸)。流亡者( hlwg )一字表達的是背井離鄉、“移出” 之民。現代希伯來語中,稱移民回歸為 hyyl[ (或 作 hyl[ , Aliyah ,意為 immigration ,字根為 hl[ ,向上)。

古代詩人歌頌上帝說:“你從自己的樓閣( hyl[ , aliyah )中澆灌群山,因你所作的事的果效,大地就豐足。”(詩篇104:13)。所以 Aliyah 形容一建築物的高處( upper chamber ),或表達上帝所在。

亡國2500年後,以色列於二十世紀中葉復國,猶如神蹟。現代以色列人稱回到祖國為 Making Aliyah - 抵達了高處。移民回歸者叫做 mylA[ ( olim , immigrants ,複數)。男、女回歸者又分別 稱為 hl,A[ , hl'A[ ( oleh, olah )。這幾個字的字根都是動詞 hl[ ( alah ),向上行。 在聖經以斯拉記8:35中, hlw[ ( olah )的雙關意義:“女回歸者”和“燔祭”正巧是同一個字: olah ,因為它們都來自動詞 hl[ ( alah ,向上行)。

進一步推敲希伯來文的三個動詞: hl[ ( alah ,向上行)、 dry ( yarad ,向下行)和 hlwg ( golah ,向外行)。

流亡者( hlwg )是被迫“移出”之民,是“向外行之民”。以色列人傳統認為,上耶路撒冷,或是上以色列,都是 hl[ ,“向上行”。所以,移民回歸的猶太人( oleh , olah , olim )是“向上行之民”( someone who goes up )。相反,和 hl[ ( alah ,向上)相對的動詞是 dry ( yarad ,向下)。所以,從以色列外移的人( emigrating from Israel )稱為 hdyry ( yeridah ),“向下行之民”也。

現代以色列文學家巴拉克( Moshe Barak ) 用希伯來文寫了一本小說,名為“ Olah Goleh, Golah Oleh ”( hlw hlwg hlwg hlw[ )。這書名勉強翻成印歐語是“ Emigrantes Immigrant, Immigrantes Emigrant ”。中文譯文可說是“歸者去兮,去者歸兮”。巴拉克巧妙地用來希伯來語的對仗來命名,反映唯有以色列民族才能懂得的歷史意義。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國的排猶運動逼使幾批猶太人遷移到巴勒斯坦、敘利亞地區。自1948年復國以後,以色列人離開寄人籬下、受盡歧視的環境,從世界各地成批移回祖國。這些新移民說的是俄語、英語、土耳其語、波蘭語等等。他們回歸後第一件事就是復興和推廣古老的希伯來語言,重溫與上帝所立古老之約。

當新一代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神學家將新約聖經從希臘文回譯成希伯來文時,他們發現,耶穌的教 導和福音原來是傳給以色列人的!聖經說,難道上帝丟棄了他的子民嗎?絕對沒有!(羅馬書11:1)。 以色列人是 hyl[ ( Aliyah ),向耶路 撒冷,向上帝,向上行的民族。他們更是懂得預言的民族。他們什麼時候能徹底懂得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預言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希伯來精神和中國精神

2014“向上?向善”中國青少年微電影大賽落幕時,《我的成人禮》獲最佳影片和最佳攝影獎(見“新華網”報導,20150118)。這部不足半小時的短片不但扣人心環,而且感人肺腑。如此暴露黑暗的“悲劇”獲獎,也許反映了評委的感受:“向上?向善”必須以“嫉惡如仇”為起點。

老子(公元前604-531年)曾經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告子(約公元前420-350年)分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公元前372-289年)不以為然,回答告子說:“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心之善惡,特別是人本性之善惡,是現代學者頗感興趣的問題。現代資深儒學家傅佩榮提倡“人心向善論”,認為,當孟子所言“人性之善”和“水之向下”合拍,就產生“人心向善”的意思。

推敲傅氏美意之時,不由矚目孟子的下半句:“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溫文爾雅的哲學家孟子,忽然激動起來,用詩句和科學語言來描寫,當水受到壓力,能夠向上倒流到山頭。原來,水沒有了不得的智慧,無非因地心引力而下,因反引壓力而上。所以,隨流向善之人,受一些些誘惑,就“可使為不善”。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無惡不有的時代,孟子的名言改為“水無有不下,人無有不惡” 似乎更合乎現實。

聖經記載的希伯來人,似乎沒有孟子所描寫的那種“人心向善”的美好經歷,倒反桀傲不順,將上帝所賜的特殊恩典當作賭注,直到家破人亡。這批“向上之民”流落他鄉時,還剩下的,無非是諸如約旦河河水截停、向上倒流的史話(約書亞書4章),“上”耶路撒冷途中所唱的“向上行之歌”(詩篇120-134篇)和在敬拜時向上帝所獻的“向上行之祭”。這個在上帝面前累累桀傲不順的民族,今天被眾敵人包圍之時更是桀傲不順。

最後,讓我們回到魯迅先生的思想世界。在軍閥混戰、中國何去何從時期,他在一篇散文中留下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我們極容易變為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燈下漫筆》,1925年)。魯迅對國人幾千年來養成的奴才本性──缺乏反抗性:自己被人吃,但也要吃別人──感到十分痛心。希望讀者能把魯迅這篇短文找來一讀,以彌補筆者缺乏篇幅、無力表達之不足。

回顧國人被(北)魏、金、元、清所服貼奴役的歷史,魯迅似乎對日寇模仿金元清、奴役中國的算盤有所預感。幸好有魯迅這一輩的硬骨頭,國人多少頭顱落地也沒有再次淪為奴隸;魯迅所描寫的“人肉的筵宴”得以中斷。如果魯迅能夠看到二十一世紀國人沉迷於《XX傳》這般奴才文化的境況,買官鬻爵、賄上掠下的風氣,不知他會寫出怎樣的《破惡聲論》和《燈下漫筆》了?

“向上文化”與“奴才文化”針鋒相對;“向上之民 ”與“向下之奴”格格不入。魯迅和普藍克遠隔萬里、同時提倡希伯來精神,要仰望那位“無限絕對之至上者”,免得在絕望時說出“時日竭喪,予及汝偕亡!”這樣痛心的話。

作者曾獲得數學、神學等學位。本文於甲午除夕脫稿於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