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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話題                    總56

奇特的榮耀(下)

潘霍華的一生

劉良淑摘譯

本書榮獲《今日基督教》2014年傳記書首獎

「這位神的榮耀,是奇特的榮耀。」引自潘霍華1933年倫敦講道

德國牧師潘霍華於1945年被納粹處以絞刑,時值二戰結束前兩週。這位因著信仰而反對希特勒的神學家,所遺留的書信與著作深深影響了這個時代。

作者馬施( Charles Marsh )為維吉尼亞大學宗教研究教授,「活現神學」( Lived Theology )項目主任。

10 1935-1937 新式修道院

1935年4月,潘霍華來到德國北方的海岸小鎮青斯特( Zingst ),為「認信教會」成立神學院。沒有青草地、大房子、雄厚的基金;一開始只有簡單的木屋,不過海邊的沙丘倒是靈修的好去處。後來,附近波莫蘭尼亞( Pomerania )有間關閉的傳道人學校可用,有三十畝地,學校很快就緒。這間訓練牧師的神學院,按村名簡稱「芬肯華德」( Finkenwalde )。9月間,有位普魯士的女貴族克萊利周( Ruth von Kleist-Retzow )來參加崇拜,旋即成為學校大力的支持者。

學生很快就察覺,他們不單是在學習如何講道,更是在重新學習如何作基督徒。要作個敢於異議的真信徒,格外需要靈裡的力量,必須深入去禱告、讀經,並認真思想如何應用神的話。

潘霍華把帶領這個團體視為一種藝術,既美麗又嚴謹。每天起床後,師生們安靜地列隊進入大廳,以半小時敬拜神:唱詩讚美、朗讀詩篇、再讀新約、然後禱告(有時用現成的禱告文)、默想,唱詩結束。大家安靜回房,整理內務。

早餐後開始靈修,兩三人一組,先默想聖經,每週深入默想一段聖經,不是為預備講章,而是為揣摩它的真義。然後開始上課,在大廳聽課或舉行研討會。作業也與傳統不同,總有如何應用於當代的問題。潘霍華認真批改學生的講章初稿,再讓學生分小組討論。他也以自己的講道作榜樣。早上的課結束後,休息半小時,再去教堂唱詩。潘霍華認為音樂是神學的最佳語言。

午餐到下午茶時間可以自由運用;接著是作業時間。晚餐之後常有特別講座或專題討論。潘霍華引進修道院的睡前晚禱模式,每晚九點半開始,約一小時,內容與早禱類似:開會宣召、讀詩篇、唱詩、讀經、回應、讀福音書、禱告、祝福。接著學生要保持安靜,直到上床,「因為神的話不單是每天的開始,也要成為每天的結束。」

這所學校一開始並沒有遭到政府反對。學校所在地的教會為舊普魯士協會,他們表示支持。學生要修一到兩個學期的實用牧會學,包括主持洗禮、婚禮、喪禮、探訪病人、教會財務、節目安排等牧養瑣事。

來這所學校就讀有些冒險,因為潘霍華帶著「異議份子」的標籤。像他這樣的牧師有時被稱為「大冷人」,因為柏林郊區的大冷( Dahlem )有一小群異議牧師,聲稱「認信教會」是德國唯一真正的路德教會。潘霍華認為「下一代的牧師應該完全在教會式修道學院受訓,看重純正的教義、登山寶訓,並認真操練崇拜──這些在當代的大學完全不可能作到」。

學生當中,小他三歲的貝特格( Eberhard Bethge )成為他的親密摯友,兩人幾乎形影不離。該學年結束時,潘霍華參照天主教的告解模式,請貝特格作聽他懺悔的人( confessor )。蓋世太保於1937年9月28日把這所學校關掉後,他們兩人一起住在潘霍華父母家中,直到他於1943年4月被捕。

潘霍華十分喜歡這所學校的模式,不過有些學生對於如此嚴格的靈性生活安排卻不很適應,對他的帶領模式也頗有微詞。有時候他會隨興取消上課,帶大家去草原放鬆心情。他為週末留在學校的學生主持週六早上的崇拜。聖餐每個月舉行一次。他也恢復了路德曾經稱許的一些操練,如:團契中的交談與認罪。有些學生不滿過多的要求和耶穌會模式的氣氛,認為用一小時來默想是一種折磨,因為心思會游蕩、回憶會浮現、夢境再出現、怒氣會爆出。面對學生的反應,潘霍華作了一些調整,也教導學生如何把這些難處化成禱告。

這所學校十分貧窮,沒有錢聘工人,所以學生要作維修校舍和整理花園的工作,用去不少時間。因著籌款的需要,他常來往於學校和柏林之間。學校並不像修道院一般要求學生起誓守貧、不婚、順服,學生可以結婚,也可以隨時離開或回來。整所學校按潘霍華個人對基督徒團體的理想來運作。他鼓勵學生抽時間去休閒,他本人也會躍進波羅的海游泳,他的網球與乒乓球都打得不錯。他要學生稱他「潘霍華牧師」或「弟兄」,但習於拘謹的學生喜歡稱他「校長先生」,而背地裡則戲稱他為「元首」( der Fuhrer 譯註:對希特勒的稱呼)!他會在晚餐後與學生們無拘無束地聊天,談他到柏林的種種見聞。不過他並非完人,有時候脾氣也會控制不住。

他把路德的「唯獨信心」、「唯獨恩典」重新從「作門徒」的角度來詮釋。背起十架跟隨主的呼召,意思是門徒應在生活中效忠耶穌,而改革的思想與作風其實乃是正宗的基督信仰。他所寫《作門徒的代價》一書,德文版原名《跟隨我》,內容為「芬肯華德」學校的主要上課內容,在學校被關閉後出版。

1936年2月4日,潘霍華在學生的環繞下過了30歲生日。7月,約一百位「認信教會」的牧師被捕。8月,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舉行,潘霍華對此盛事頗有熱情。然而同月,他在柏林大學客座講師的資格被取銷;他和學術界的聯繫、教會的支持全被停止,他也不可以在「芬肯華德」教書。他繼續帶學生便成為不法。潘霍華受邀到法國單伯利( Chambry )去參加普世教會的大會,但對這個聚會感到相當失望。

1937年夏天,潘霍華在學校最後講了幾堂課, 內容後來出版為《團契生活 》( Life Together ),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書中說,基督的門徒就像以色列民一般被分散到各地,跟隨耶穌就是過流放生活,註定在世上漂蕩;神的子民雖在天涯海角,但耶穌會與每個人相遇,作他們的朋友同伴。

那年2月,內政部下令:不許因良心而離開國家教會的牧師從事聖職;接著不少認信教會牧師被捕,有人被送去集中營,有人被處死。9月,一隊納粹黑車來到「芬肯華德」,27位學生當月全部被捕;當時潘霍華與貝特格正在巴伐利亞( Bavaria )度假。到12月,德國境內的五所異議神學院都被關閉。

潘霍華仍想法子訓練「認信教會」的牧者,同時也開始構思直接抗拒與衝突的辦法。他採用已被遺忘的師徒制,七到十個弟兄們租一間大房子同住,延續神學院式的靈性操練。大約有十個這樣的秘密神學院。但壓力不斷增加,團體逐漸分散。潘霍華成了「巡迴傳道人」,而他的摯友貝特格始終相伴。

11 1938-1940 我是寄居的、異鄉人

1939年1月,詩篇119篇的話抓住潘霍華:「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隱瞞你的命令。我時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19-20)他寫道:「我不可以將心封閉,不關切世上的問題、憂傷與喜樂;我要耐心等候神應許的救贖。」當時他在西格沙夫( Sigurdshof )停留一個月,那是他最後教神學的地方。

徵兵令是讓他內心不安的另一個因素。雖然他決定不參與希特勒的軍隊,但怎樣公開表明才好?他和許多人從1938年夏天就看出,除非納粹政權被推翻,否則全歐洲都會陷入戰爭。他的雙胞胎妹妹因為嫁給猶太人,全家於當年9月逃離德國,到瑞士居住。潘霍華的三哥和姊夫與反抗政府的人士有聯絡,姊夫原是律師,因被查出家族中有非雅利安裔而被革職。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宣佈要消滅「歐洲的猶太人」。3月德軍進入捷克。更多牧者被捕,不少牧者屈從國家。「認信教會運動」瓦解了。潘霍華決定從教會的反抗轉向世俗的反抗;他開始與柏林反抗人士連絡,討論更大膽的計劃。

他在教會方面所作最後的努力,是1939年3月到倫敦去見聖公會的著名學者賀奇森( Leonard Hodgson )。他希望能為「認信教會」在普世教協中爭取一個永久性的位置,但賀奇森卻無法承諾幫忙。

潘霍華認為,歐洲大戰不可免,而他次年即可能被徵召去當兵,所以他決定第二次訪問美國。當時,協和神學院的教授尼布爾很不滿意普世教協,毫無保留地站在「認信教會」一邊,但他更關心德國異議基督徒不斷遭逼迫的事。4月間,尼布爾受邀到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去演講,潘霍華去英國看他妹妹一家,而與尼布爾相會。尼布爾很擔心他不免會被送進集中營,因此設法為他尋覓教席,卻不成功。潘霍華回到柏林不久,5月即收到入伍徵召令。6月,他再度訪問美國。

當時協和神學院正在放暑假,他的朋友都不在,他覺得十分寂寞。他的大哥在芝加哥大學待最後一個月,他們簡短通了電話。他受邀去康乃狄克的友人家小住,但他發現自己對德國無法忘情。回到紐約,他住進曼哈頓的「先知斗室」,忽冷忽熱地寫作,一部分內容似乎在嘗試了解自己。他對美國主流基督教的「自我中心」下了蔑視、嫌惡的結論,認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改革的精神。不過令他最掙扎的問題是:在逼迫的時刻,應該留下堅守還是逃走。他內心知道,自己至終會選擇前者。

「德國的基督徒必須面對可怕的抉擇,或是願意讓國家戰敗以保存基督徒文明,或願意讓國家勝利而毀掉我們的文明。」他在一封給尼布爾的信中這樣寫。「我知道應該如何選擇,但我不能在安逸裡作這種選擇。……我下了結論,我到美國是一個錯誤。」7月27日,他帶著決心返回德國。

從1939年7月起,潘霍華的行蹤不易追蹤。不過,他的目標只有一個:推翻希特勒政權。

他提出申請,想擔任軍牧,希望至少可以不動武。六個月後他被告知,申請遭拒。

他接受了軍事情報單位的一份差事。他是地下反抗組織的秘密成員,同時還在繼續教導神學生與牧師,因此他到情報局的決定讓認識他的人吃驚,但至少這個工作使他不必加入軍隊,又可繼續與外界連絡。1940年6月5日,他被召到施拉威( Schlawe )入伍處報到。

當時他的哲學困擾為:說實話是什麼意思?1940年6月19日,法國投降,當時他和貝特格在酒吧小酌,所有人都跳躍歡欣,他也隨之起舞,甚至喊出「希特勒萬歲」( Heil Hitler )。事後他向貝特格解釋,未來要偽裝的情況還很多。

身為情報局的成員,他可以用信使身份到英國,趁機把機密資料送給盟國,請他們支持政變行動。而政府則期望借用他在國外的經驗,瞭解美、英、瑞士的政治情況。

他的同僚大部分都不知道他雙重間諜的身份,對他突然在納粹政府工作大為不解。他只能請朋友們對他有耐心,為他禱告,並希望他們不要對他失去信心。

潘霍華在雙重身份的掩護下,向反抗者與合作者都傳講神的話。到1940年底,他已靈巧地在教會殘簷和反抗者的虛柱中建構了極狹的窗台,在這小小的據點不倦怠地傳講福音信息。

12 1940-1941  廢墟中的聖誕節

1940年12月到次年1月一直風雪交加。潘霍華在小鎮伊塔爾( Ettal )租了一間旅舍,撰寫新書《倫理》( Ethics )。北方約一百哩為慕尼黑( Munich ),他在那裡定居在姨媽家中。附近的一位天主教律師穆勒( Joseph Muller )成為他與梵蒂岡之間的牽線,請教宗暗中推動同盟國支持德國的反抗組織。

潘霍華一直想離開情報局,他嘗試成為德國文學議會的一員,也試著加入另一個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人民福利會」。這些嘗試都失敗了,不過卻使當局對他的疑心降低一些。前半年,他大多以東普魯士的康尼克斯堡為基地,帶領家庭聚會,同時定期向蓋世太保報到,讓他們知道他不住在柏林。他那年7月已被禁止在德國演講。

在慕尼黑時,他偶爾會去聽音樂會。他買了一百張聖誕卡,寄給所有從前的神學生。他對貝特格戲稱,今年的卡片不妨寫上「廢墟中的聖誕節」。這段時期他所掙扎的問題為:作個沒有教會的牧師是什麼意思?怎樣以屬靈的角色參與謀反?如何在教會的廢墟中舉行聖禮?如何對待毫無能力抵抗希特勒的制度化教會?

伊塔爾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克卜弗( Angelus Kupfer )給潘霍華鑰匙,歡迎他到院中使用圖書館。他到伊塔爾五天後,二姊帶著兩個孩子也到這裡躲避轟炸,他負起照顧「義子」的責任。修道院的寧靜與美麗迷住了他,他很樂意參與彌撒,與教士們一起為全球的教會與世界和平禱告。

他每隔一、兩天就會寫信給貝特格,除了生死大事,他也關心貝特格的穿著等瑣事,想把這位鄉下老土變時尚些。貝特格於聖誕節前幾天來到伊塔爾,令他異常興奮。

他偶爾會寫信給從前的學生,效法保羅的教導方式。在旅館裡,他口述,貝特格打字。聖誕節的信息為:神來到我們中間,卻是位外鄉人!多讓人忿怒,覺得受辱!他警告說,德國人不想要一位外鄉人作救主。路德曾說,痛苦的自我是蒙恩的先驅;現今這個舉戰之國就像自我囚禁、自我作對的心,需要恩典。

潘霍華一方面宣講福音的真理,一方面思考基督教可能結束;一方面計劃暗殺希特勒,一方面肯定和平主義倫理;一方面歡慶婚姻聖理,一方面又將自己的感情專注在一位弟兄身上。時局在他身上造成他信仰的複雜與矛盾。然而他深信一個基本真理:神以憐憫掌管世界。這是潘霍華一心宣揚的奇特榮耀的福音──儘管大部分世界看不出「好消息」的證據在哪裡。有時,福音只能以微聲低語傳出,而迴音則在黑暗中,來自焦慮的中央。

以後兩年,潘霍華的書信常以陰暗悲哀的話開頭,為死在前線的勇士寫輓歌。面對現實的噩夢,他精心打造的神義論為:戰爭是為恩典作準備。他用這個信息安慰從軍的人,特別是無法忍受殘酷殺戮的人。

潘霍華告訴貝特格,他的手稿可以取名《預備道路》與《抵達》,或簡稱《倫理》,內容既冒險又刺激。當時他在看的幾本書為:《最後的清教徒》、《權力與恩典》、《這在一切之上》等。2月他滿35歲。貝特格離開後,他又專心寫作,推敲「倒數第二與最終極的事」,為「自然與身體生命」辯護,反對納粹制定的安樂死與優生學。

情勢愈來愈緊。修道院的學生陸續被徵兵,學校必須關閉。他所熟悉的弟兄當中,死亡與被捕的人數一天天增加,還有精神崩潰與自殺的。他的父母也承受極大的壓力。他決定不抗拒徵兵,主要是為了家人和朋友。1940年10月,他獲得情報局具國家安全的 UK (不可少)地位,所以不必入伍。直到1943年2月被捕前,他一直保住 UK 地位。

貝特格雖是潘霍華的良伴,但他本人對這份情誼顯然並不那麼全然投入,只把潘霍華當作「可以無時無刻放心請教的人」。潘霍華則常覺得,他若缺了貝特格就不完整。貝特格覺得自己無法滿足潘霍華的感情要求,為此而頗有歉意。

1941年2月24日,潘霍華終於獲准出國,到了瑞士。這是他第一次真正為謀反的陰謀出任務。他設法與先前的國際友人聯絡。離開瑞士後的幾個月,他行程滿檔,不斷旅行。這樣的日子使他更加感到人生變化莫測,而產生即時享受的心態。他打造了「內心正死」( inner dying )的藝術,從新的視野來看永恆,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進入世界;他感到在恩典中他內心有持續的喜樂和蒙福的寧靜。「基督徒不是要從地上的任務與困難逃出,進到永恆,而是像基督一樣(「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要喝盡地上苦杯的渣子。」

1941年夏天,他的二姊夫要秘密送七個猶太人到瑞士,後來增至十四人。潘霍華在其中幫忙取得簽證和擔保人。 這計劃 9 月成功執行。 他們想嘗試第二次,卻未能實現。

13 1941-1943  殺那瘋子

自從1935年孩子們都離家之後,潘霍華的父母便搬到沙樂頓堡( Charlottenburg )。1941年9月底,潘霍華和貝特格從瑞士回來,又住進父母家的二樓。蓋世太保禁止他的書出版,他則以殷勤寫作來回應。10月16日,第一批猶太人被移送。三週內,六萬猶太人從柏林火車站被送到波蘭的集中營,大部分人後來死在那裡。未來三年半還有63次移送。

10月, 潘霍華和佩瑞斯 ( Friedrich Justus Perels )律師合寫報告,發給他的二姊夫,讓反 抗軍領袖貝克 ( Ludwig Beck ) 瞭解納粹的暴 行,也送了一份到日內瓦(普世教協與全球基督徒大會的總部所在地)。11月,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各地「芬肯華德」的校友,告知有兩位畢業生在前線喪生。12月初,他到基克( Kiedkow )的友人家繼續寫《倫理》;聖誕節則回柏林度過。1942年年初和以後的牧者信,不斷傳出校友死亡或失蹤的消息。

1月20日,納綷高層在宛西( Grosser Wannsee )決定「最終處理猶太問題」的方案。(1943年聖誕節前,集中營六百萬人中的75%被處死)。三天之後,潘霍華與一些反抗組織人士在芬耐舍旅館( Venetia Hotel )相會。柏林的反抗組織目標集中在刺殺希特勒。潘霍華的角色仍較像牧者:為這些人和他們的計劃禱告,並在道義上支持他們。

春天時,他去了一趟瑞士,其間又秘密到瑞典的希革通納( Sigtuna )去見一些世界教會領袖,特別單獨與英國主教貝爾深談,希望他轉告邱吉爾,支持德國的反抗組織。但這要求並未獲回應。不過,這次會面促成地下組織的牽線,在1943年9月使得7400位挪威與丹麥的猶太人獲救。

1942年夏天,潘霍華繼續在家裡寫《倫理》書稿,他提到:順服神,是無條件、全然用信心踏入未知。6月,他到義大利兩週,內容不詳。這個月他亦去探望從前支持神學院的克萊利周女士,他們六年未見;在她家,他與她的孫女馬利亞?威德梅爾( Maria Wedemeyer )重逢,發現這位16歲的妙齡少女長得很像自己的雙胞胎妹妹,不覺心動。11月,他再去拜訪這個家庭,因馬利亞的哥哥喪生在戰場,他以牧師的身份去安慰他們。

這段時間,33歲的貝特格開始與潘霍華17歲的侄女交往,一年後兩人訂婚。而1943年1月,潘霍華則宣佈與馬利亞訂婚,讓雙方家人都吃驚不已。女方家人起初下隔離令,但後來容許他們通信與相見。一位友人回憶,直到潘霍華被捕後,周遭的人才慢慢視他們為未婚夫婦。

1942年11月間,潘霍華曾與一些反抗組織的弟兄見面。一位有機會接近希特勒的弟兄問他:「我可以開槍嗎?」潘霍華說,他不能替他作決定;這樣作,在道德上也不可能無罪;然而,基督已擔當了我們的罪──這永遠是我們的安慰。

1943年1月,他寫信給親密的反抗弟兄,後來這封信被取名:「十年之後:1943新年思想」,他問道「我們還有用嗎?」「我們」是指良心、國際菁英、教會的孩子。他有新的想法。「罪惡的龐大化妝舞會把所有倫理概念都弄亂了。」「誰能站穩?只有那些終極標準不是自己的理性、原則、良心、自由、或美德的人,只有那些預備好犧牲這一切的人,單單在信心和與神的關係裡,蒙召去順服,並作出負責任的行動人才能。這樣的人是負責任的人,他的生命只向神的提問與呼召作出回應。」「留給我們的是極窄的路,有時無法分辨;每天這樣走,好像過最後一天,但要忠心與負責,就像仍有偉大的未來。」

1943年2月18日,德國宣傳部長宣告全面戰爭。潘霍華捲入反抗組織直到3月13日。4月4日晚上,他在自己家裡被捕。時年37歲。對他而言,神的國是屬於行動者的;面對希特勒的殘暴,只能以暴力回應。

14 1943-1945  自由路上最大的筵席

潘霍華被關進監獄,48小時後才拿回被徹底搜查過的聖經。第一週的末了,他就被移到最上層的單獨監房,不准有書、報、菸,也不可以寫信。以後12天,他戴著手銬腳鐐,獄門只在送食物與便壼時打開。半小時的放封也不允許。晚上其他監房常傳來低泣聲,這些獄友便成了他的新會眾。他晝夜為他們禱告,祝福。他獲准能有紙筆後,常寫下禱告詞,寄給他父母,請他們轉寄給入獄者。

頭幾週很難熬,他感到孤獨囚禁好像「我已經死了」,自殺顯得不再是罪,而是抗議的光榮行動。4月14日,他可以寫信了,第一封信是寫給父母,報告自己尚好。以後每十天,他寫信給父母和大哥。他說,監獄是「靈魂的蒸汽浴」。他「晚上八點睡到隔天六點,睡眠充足,……不再想抽菸,……一切物質需要顯得毫不重要。我發現這是讓我生命豐富的經驗。」

以後他遷到三樓較大的監房,可以看到獄外的松林。在這裡,潘霍華住了18個月。他可以從監獄圖書館借書,也有半小時放封。清晨與晚上,他偶而會唱幾句詩歌。空襲警報時,他會被轉到二樓,從那裡可以看見教堂的尖塔,他感到「很美」。

但他不知道父母的痛苦。他的二姊4月被捕,兩週後被釋放;二姊夫則被抓進看守所。母親多次昏厥,陷入憂鬱症。不過他寫信請求父母原諒他帶來的憂傷。他開始研究「時間的感受」。每天七點到中午是他寫作的時間,下午讀書,「可以學的東西很多」。他的家信幾乎沒有怨言,偶而會請家人送些衣物。

他在寫給貝特格的信中比較會吐露真心話,然而直到11月18日,他給這位好友的第一封信才得寄出。本來他只可以寫信給家人,但一位同情他的士兵幫他和貝特格轉信。

1943年9月貝特格入伍,被派到義大利,他任職文書,不必作戰。潘霍華在獄中常幻想晚上貝特格在身旁與他對話;他曾說「不管我寫過什麼,這裡其實糟透了」,有時他晚上會有可怕的想法,只能不斷「藉詩歌」來驅除。有時他的念頭太黑暗,甚至不能與貝特格分享。

潘霍華直到被處死之前,一直沒有停筆:信、詩、禱告、小說稿、戲劇、故事、未來書稿的大綱、格言、解經,談到各種話題。他不同意他在獄中是受苦。「這裡很糟,但別的地方難道不是一樣?」「受苦應該是很不同的,與我現在所經歷的是不同的層次。」

柏林的特格爾( Tegel )監獄關了七百人。當獄卒發現潘霍華的父親與親戚是德國的知名教授、將軍,他便受到禮遇。有時,典獄長還會來陪他散步,也讓家人送東西來;有一次他的叔父來看他,和他聊了五個小時。他會利用自己的這種身份,要求獄政作些改善。後來他在牢房一天至少要待14小時,而他大量要求獄方提供哲學、科學、藝術、政治理論、歷史、文學等書。至於神學書籍,他只讀巴特的新著《教會教義二》,其中對於神的愛的詮釋,潘霍華在獄中所寫的書簡曾大量引用。

1943年7月,潘霍華終於被告知他的兩項罪名:逃避兵役,並幫助別人逃避──「看來有罪」、「在柏林和其他地方有嫌疑」。罪狀上還列舉其他與「認信教會」有關的活動,但皆與反抗組織無關。然而這兩項罪名已可判處死刑。幸好在9月的審判中,罪證不足,他躲過一次危機。他期待1943年的聖誕節或新年可與家人團聚,但未能如願。

他的信件開始流露大量戀舊情懷,也寄情於掉落的小花、美麗的椴樹等細節。他寫給未婚妻的信像父親寫給女兒,有很多勸勉。而他想到婚姻,常與責任、義務、必要、法律相連,認為這是因原罪而來不得已的安排。至於他和貝特格的友情,則被他更加理想化。1944年8月28日,他為貝特格35歲的生日寫了一首詩:「朋友」,描述他們之間的愛「在寬闊的天空」長存,不是「出於沈重、屬地的東西」。不過,由於他期待自己會被釋放,所以對婚姻仍然很認真,與馬利亞談到不少細節。

1944年7月20日,反抗組織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連帶被捕的達到五千人,潘霍華全無出獄的希望了。他在獄中還想寫一本新書,用基督教的寶藏來因應未來的新世紀,暫時取名為《一本書的大綱》。他指出,神不是形上學的假設,而是「與耶穌基督相遇」;基督徒乃是參與耶穌的故事;教會是四面向世界敞開的架構;接待、饒恕、和好是基督徒要專注的。現有的基督教團體必須重新改造,教會要放棄所有財產,牧師不再受薪,教牧人員也要在社會中工作服事。(注:針對德國的國家教會模式)

潘霍華曾計劃逃獄,但為了父母而決定放棄。10月間,他的三哥、貝特格和一些好友也紛紛被捕。他被轉到司特拉斯( Prinz-Albrecht-Strasse )的納粹監獄,那裡的審訊極其殘酷無情。聖誕節時,潘霍華已經確知他的命運,在信中開始交待後事,並感謝朋友。他也曾與獄友一起唱「神是我們的堅固保障」。他給家人的聖誕禮物是一首詩:「來自一切良善的能力」。在如同地獄般的監獄裡,潘霍華感到有天使到訪,那「偉大不可見的範疇」如今成為可見,因此再無須懷疑其存在。他在世並無遺憾,但他不想被人遺忘。在夏天給貝特格的一封信中,他曾寫道:「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回來。我的過去。你!」

1945年2月7日,潘霍華被移送,最後到達捷克邊界的弗洛森堡( Flossenburg )集中營。4月8日晚上,在一次秘密審訊中,潘霍華很快被定死罪;第二天早上,他與另外五位囚犯被脫光衣服,送上絞刑台。有人目睹他「跪下熱切向神禱告」,在踏上台階前又作了一次簡短的禱告。 幾秒鐘後,他便喪生。他的屍體下落不明。

4月23日,盟軍解放了該集中營,發現積屍堆疊。 4 月 28 日,貝特格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