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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話題                    總56

回首溫州建教史 之一:從蘇慧廉看文化宣教     陳宗清

今年對華人教會來說,意義非凡,因為150年前的6月,戴德生在英國倫敦創立了中國內地會。這個差會(後改名「海外基督使團」)過去一個半世紀有效地被神使用,至今仍有一千四百多位宣教士,在東南亞各國及創啟地區服事主。另外,台灣的教會在今年也紀念設教150年,因為長老會的宣教士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於1865年抵台,展開醫療宣教的生涯。

本文探討的宣教士蘇慧廉( Williams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並不隸屬於以上兩個差會,而是由英國偕我會(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後譯循理會或衛理公會)差遣,1883年1月12日抵達溫州。他在中國一直待到1918年,在這三十五年對華宣教的歷史上,樹立了多方面的典範。

由於《恩福雜誌》重視文化宣教的研究,所以本文從這一角度來闡述蘇慧廉對今日宣教的意義。他一生的行徑和成就帶給我們很多寶貴的啟發。

從宣教到漢學大師

1998年我攻讀博士學位時,要涉獵有關中國歷史與哲學的書,因此有機會對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作深入的瞭解。我的書架上仍擺著他撰寫的《中國:一部新歷史》( China: A New History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美關係中,這位「中國通」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費正清於1929年從哈佛赴英潛修中國史,他在牛津大學就讀,指導教授便是蘇慧廉。可見,費正清對中國的解讀必然深受蘇氏影響。

蘇慧廉在1907年所寫有關他在溫州事奉的書,一百多年後竟然還被寧波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取名《晚清溫州紀事》 ( A Mission in China )。 《尋找,蘇慧廉》一書,是作者沈迦花了六年工夫收集資料寫成的,2013年出版後佳評如湧,甚至得到鳳凰衛視的看重,在「我的中國心」節目中特別予以介紹。

這位出生在英格蘭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小城一個紡織工人家中的男孩,以卓越的語言天賦、堅毅不拔的精神,執著於神對他的托付,在溫州宣教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他採取內地會戴德生的路線,認同中國人的生活;除了傳教,還設立戒煙所、創辦學堂。經過二十餘年的辛勤耕耘,溫州的信徒增至萬餘人,設立了9個聯區,共有270餘分堂。

最特別的是,他秉承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對中國古代經典的愛好,又受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的影響,鑽研漢學不斷。他勤奮不懈,用拉 丁文編寫《溫州土語初學》,用羅馬拼音完成溫州話聖經,並寫《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幫助不少宣教士學習 中文。他不僅研究漢學,還對佛教深入研究,從梵文編寫佛教辭典。

因著他在學術上的成就,1920年牛津大學聘請他擔任漢學教授,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動力是基督的愛

從倫敦大學畢業後,蘇慧廉毅然決然獻身宣教事工,甘願到當時十分落後的非洲或亞洲去事奉。由於所屬宗派在溫州的負責人李華慶( Robert Inkermann Exley, 1855-1881 )突然過世,他被緊急調到那裡去。為此,他放棄了修習神學的機會;這樣的選擇完全是因著基督的愛。

從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天,一直到神差派他回英國,他在宣教工場面對無數的困難與險阻,而他無一不是靠著神的恩典度過。無論是建立教會、辦醫院或開設學堂,基督的愛永遠是激勵他不斷往前最重要的動力。

我們都熟悉戴德生的名言,他在1860年2月14日寫給新婚大妹的信中說:「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祂所作的會嫌太多嗎?」戴氏清楚表明,基督的愛乃是他為中國犧牲的最重要因素。對蘇慧廉而言,他對中國所作的一切奉獻,也完全來自基督的愛。

蘇慧廉曾在曼徹斯特當過律師。有一天在雜誌上讀到一則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啟示,決定到這個窮鄉僻壤傳福音。1885年元月,他的妻子蘇路熙( Lucy Soothill )也來到溫州,共擔使命。他們在溫州紮下根,生子育女,一待就是二十五年。

看重學術與教育的策略

文化宣教有一條不變的法則:無論任何領域,宣教士首先要贏得人們的尊重,而這樣的尊重是建立在他在該領域卓越的表現上。

要在宣教工場上建立恆久穩固的信仰基石,就必須改變當地文化的世界觀。耶穌說,祂就是真理(約翰福音14:6);正規的學術研究能幫助人摒除錯謬,認識「真實」,結果必定使人對真理更加敞開,以致改變世界觀,更接近聖經的觀點。因此,學術與教育是文化宣教不可或缺的途徑。

蘇慧廉在溫州開設教會的同時,也建立學校,取名為「藝文書院」,後又創立「藝文女校」和「藝文學堂」,使當地的子弟從錯誤的世界觀中得到解放,並接受立基於聖經的現代知識。

1907年,蘇氏被聘請到山西大學堂,擔任西齋總教習一職。他引進西方的物理、化學、礦物等學科,列為必修課,讓學生們體會,在物質世界的背後有位「定律的設計者」與「創造者」。儘管西方有些知識體系是從人本主義發展出來的,但亦有不少科學與法治的理論奠基在有神論的哲學信念上。

1924年,蘇慧廉出版了《李提摩太傳》(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紀念這位山西大學堂的創辦人。李提摩太是位傑出的宣教士,在設立教會、賑災等方面多有建樹,而對中國最深遠的貢獻,乃是振興了廣學會的文字工作,使中國無數知識分子認識現代世界,並對基督教產生正面的看法。蘇氏可謂是承繼了李氏的異象。

醫療佈道表明神愛

道成肉身是耶穌基督展現文化宣教的典範,將看不見的神活生生地彰顯在人群當中:「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1:19)宣教士如果單單以口傳揚神的愛,百姓很難真正體會;可是當他們以醫生的身份治療病痛,民眾接觸到他們無私的關切之心,就能夠感受到神的愛。

到中國之前,蘇慧廉只受過簡單的醫學訓練,然而在落後的溫州卻十分有用。蘇氏經常以西藥減緩病人的痛楚與病症,並且施行小手術來診治病情。一次,他為一位眼臉內翻的老人動手術,使他逐漸痊癒,因而得到「神醫」的雅號。他又用奎寧和補藥來治療毒癮,成績斐然,使戒毒工作成為福音傳播有利的媒介。

在神的引導中,醫療事工成為溫州宣教的骨幹之一。從定理( Dingley )醫院到後來的白累德( Blyth )醫院,成千上萬的病人因而受惠。在蘇氏所主持的醫院,窮人得以完全免費。這種行醫救人的策略,讓溫州老百姓深切感受到蘇氏的愛與關懷,也讓蘇氏贏得當地仕紳的讚譽。

處境化看待中國宗教

十九世紀末葉,對中國文化、傳統及宗教作系統研究、深入瞭解的宣教士,實在鳳毛麟角。蘇慧廉無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他下功夫鑽研四書五經,深刻掌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當時不少宣教團體的領袖對於儒釋道傳統抱持貶抑、排擠、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更極端者則視之為來自魔鬼。結果,中國人信主之後,往往必須把固有的傳統與思想完全拋棄。然而,蘇慧廉卻採取所謂「成全神學」( fulfillment Theology )的觀點,來處理中國傳統的宗教。

當時溫州有44座廟宇,其中屬佛教的有13座,屬道教的有6座,其餘的則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孔廟。蘇氏認為,這三種不同的宗教傳統彼此互補,可構成一個圓圈。

儒家代表人對今世的探索,強調公正、義、和邦國;蘇氏視孔子為「可佩服的基督先驅」,他發現中國人對上帝和創造的信念是「缺乏指導的摸索」,讓中國人「對『永恆』產生些微的概念,……以致能倡導一些可貴、高尚的觀念」。

道家追求超自然,解析自然的力量、不朽、和個人主義;蘇氏認為,道家起頭甚好,但逐漸變質,不過最後恢復了一些「在靈魂範疇內對道與不朽的原初最求」。佛教闡述慈悲、冥想、從今世的貪痴中獲得解脫,並進入涅槃;蘇氏講述佛教的起源,說明其傳入中土後如何順應中國文化。回教在溫州也有幾百信眾,蘇氏以友善的態度提及他們。

其實,儒家對人生的理想只能在基督信仰中實現,因為唯有耶穌可改變人心。當人順服聖靈來生活時,仁愛與公義的社會便能成就。道家對本體的熱衷思考與對生命奧秘的探尋,均可在聖經與聖靈重生的經歷中獲得解答。苦難與業障是佛教思想的核心,修持與遁空並不是解脫之法;而耶穌十字架的救贖與復活才是人性困境的出路。

讓上帝規劃一生道路

在出發去中國之前,蘇慧廉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他的抱負只是想當一位神忠心的僕人,以愛與生命來服事中國人。

他22歲時(1883年)即到中國瀕海小城溫州事奉;47歲時,前往山西大學堂擔任總教習;後來又受聘為華中聯合大學的校長(註:後因戰爭爆發,建校計劃未能實現);在戰亂紛飛的歲月,他又曾擔任青年會的幹事。50歲時(1911年)他有機會到法國,創立了華工青年會,照顧華工的生活。59歲(1920年)他成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67歲(1928年)他受聘為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教授。這一切耀眼的人生經歷,並非他渴望追求的目標,而是順服上帝引導的結果。

蘇慧廉年輕時將自己奉獻給神,他心中所關注的是:如何有效地把福音傳開。總教習、校長與牛津大學教授等耀眼頭銜,都不是他的規劃。只是神奇妙的手,在一個完全委身的器皿上彰顯出祂的榮耀。對蘇氏而言,精采的人生並不是他的夢想;然而這位從英格蘭平凡家庭中出身的宣教奇才,竟在離世八十年後,仍被無數華人所懷念與感戴。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