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交流　　　　　　　　　　　　　　　　　　　　　總26

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孫毅　　

基督教在中國，自馬禮遜入華起已經二百年了；自傳教士全部離開中國大陸也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隨著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及人們對傳教運動更加深入的瞭解，今天的學者應該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有更為客觀中肯的研究與評價。

雖然中國與列強一百多年來的衝突，與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西方思想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及列國與中國的利益三方面因素都有關係，但無疑第三個因素佔了主導地位。這種國家利益的衝突，為人們理解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塗上了一層重重的油彩，成為幾十年來國人理解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運動的基本調子。

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基督教可以被看作是其所屬民族國家的附庸，是帝國主義擴張工具的角色。不過，這不再是回顧這段歷史的唯一角度。今日學者從更寬廣的文化交流視野來看，傳教運動確實起了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隨著對基督教越來越多瞭解，國人開始認識到它的普世性特徵。基督教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站在民族國家或者所屬文化的立場上，因這有違於它的普世性特徵。

本文試圖在上述三重角度的框架下，針對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運動、以及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作簡單的回顧。

傳教士早期的工作

第一位新教來華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年），是繞道美國後，乘美國商船來到中國的。繞道原因，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對傳教士有強烈的偏見。1 如果東印度公司代表了英國國家利益的話，這種利益與傳教士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一致。

馬禮遜經過六年努力，出版了《神天聖書》，這是第一部中文聖經全譯本。另外，他編纂的《英華字典》，為中國歷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文字典。這兩項工作的完成，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及日後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馬禮遜等也在麻六甲創立了英華書院，在澳門建立中西醫結合的診所。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他的工作為兩個不同語言的文明及國家的相互瞭解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普世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馬禮遜的經歷具有一個象徵的意義：基督教是在和平中來的，是帶著和平來的，也是為著和平來的。

翻譯及出版聖經、文化出版事業、教育事業，及醫療事業，是傳教士在中國所做最突出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在鴉片戰爭以前都已達到一定的規模。

表面上看，列強與中國所簽的條約，似乎為基督教向中國內地的傳播鋪設了道路，但長遠看，卻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設置了障礙。

中國與列強的條約中，有關傳教的條款確實為基督教向中國內地的傳播提供了極好的條件。不過很難說這是多數傳教士從開始就想到的途徑，或事先有意努力的結果。一般來說，傳教士在談判中的作用主要是溝通雙方。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個別的傳教士在為他們的國家服務，成為列強藉不平等條約侵佔中國利益的工具。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傳教士則在兩種語言、文化、以及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中成為中間的橋樑。從普世基督教的角度來看，絕大多數的傳教士歷盡艱辛來到中國，主要是本著傳播福音的目的。因此，從整個群體來看，這個根本性的目的使傳教士與民族國家、以及任何其他社會群體區別開來。

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固然加速了基督教向中國的傳播，不過，基督教能夠在內地迅速傳播，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內地會為例，經過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傳播，到1889年，內地會傳教士總數已經接近所有在華差會傳教士總數的三分之一。2 到1898年，她已在中國內地十四個省份派駐有傳教士。3

內地會重要的原則之一，是與當地民眾發生糾紛時，儘量不向中國政府申訴。義和團事件中，僅內地會就有58名傳教士及21名傳教士的孩子受害，房屋財物損失殆盡。但從當時內地會傳教士的書信中，卻沒有找到任何怨恨或要求賠償之語。

從許多沒有名氣的傳教士身上所體現的獻身精神，反映出基督教這種普世宗教的精神。中國社會在邁向現代的過程中，在很多方面是受益於這些傳教士團體的。

基督教對傳統中國社會的衝擊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頭一百年，與中國文化的衝突，更大的程度是來自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與衝突。而最直接的衝突，是與以鄉紳為代表的宗法制度及傳統觀念的衝突。產生教案的原因，其中更多涉及文化與習俗的差異，還不完全是宗教信念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

例如，牧師在為婦女舉行洗禮時，一些禮儀在中國傳統上就被視為不甚合適。教會醫院施行的解剖術和外科手術，在崇尚中醫傳統的人看來更不可思議，以致社會上流傳著所謂挖眼剖心、採陰補陽的訛言。教會孤兒院裡小孩因病死亡，也被不知真相的民眾誤認為是被吃掉了。

當鄉民成為信徒以後，就遠離等級化的宗族關係，甚至一度具有治外法權的地位，這無疑是對宗法權力的削弱。地方鄉紳素來將宗族的祭祖活動和其他的地方性活動，如迎神賽會和社戲等，視為“教民”與“治民”的措施，而這些活動或多或少受到基督教教會的抵制。教會通過購買及信徒捐獻，教產擴大，也與鄉紳的利益產生了衝突。影響鄉紳地位最為直接的，恐怕是傳教士開辦新式學校，使他們不再是一方知識上的權威。

傳統儒家觀念與基督教觀念衝突更是深層的原因。最明顯的是人倫思想的衝擊。洋教尊奉一個共同的天父上帝，彼此互稱兄弟姐妹，使君臣父子、長幼尊卑、夫婦人倫綱紀蕩然無存。

基督教對中國社會近現代化的影響

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時，傳教運動對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具有歷史性、積極的影響。
十九世紀英美傳教士創辦的報刊，推動了中國近代報刊的出現。據統計，在十九世紀四十到九十年代將近半個世紀裡，先後創辦了近170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4

傳教士進行文字事工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印刷出版技術。不但引進了大量西方先進的印刷機器，而且採用西方出版業的組織和管理模式，組織健全，注意培養職工，及採用新式推銷方法等。

英美傳教士通過譯著圖書、創辦報刊，將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大量輸入中國。傳教士創辦出版事業，大力推銷基督教出版物，是為向中國人傳播福音，但卻促進了我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為古老停滯的中國封建社會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對中國知識分子新思想、新觀念的形成，中國新式學校、醫院、圖書館的興辦皆有重要影響，對中國近代的改良和革命思潮的高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5

與報刊書籍的出版直接相關聯的，是新式教育體制的出現。基督教帶來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推動了中國社會邁向現代的轉變過程。

從1877年到二十世紀初，教會教育進入正規化和世俗化，出現了一批教會中學以及大學；各校按西式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規的教學體制，確立了修習年限；世俗知識在教學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並開始強調“中西並重”；1890年以後，一批有較高學位和在某些專業有造詣的傳教士成為專職教育家。而教會學校亦成為近代中國西式教育的開端。6

1900年庚子事變以後，傳教士除了利用賠款恢復原有的教會學校，在各省又新開設了大量的教會學校。二十世紀初到三十年代，是新教大學發展的重要時期。1926年全國基督新教教會學校增加到5000餘所：大學16所、中學200餘所、小學5000餘所，共有學生30多萬。7

留學方面，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容閎、黃寬和黃勝是馬禮遜學堂的三名高年級學生，他們是由美國傳教士布朗於1847年帶到美國的。而早期一些留學生主要也是教會學校的學生或傳教士收留的窮孩子。教會大學建立後，到國外留學的學生更多。

教會學校的出現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深遠。這不僅體現在辦學的規模及教育的遍及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教育觀念上的改變：教會學校學生來自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這種教育更接近全民性的教育模式；教會大學是中國社會近代意義上的全面教育，即強調德、智、體、美四育；另外，教會學校開設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培養專門人才，實現教育與社會生產和生活相結合，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實驗方法等。8

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造就了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從不同方面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新中國成立後，教會大學雖然結束其作為獨立的私立大學的歷史使命，但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留下了積極的和重要的因素。
本文為會議論文節錄。

註：
1.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24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2.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第66頁，建道神學院，1998年。 3.同上，84頁。 4.轉引自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第3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5.陳建明：“近代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刊》第5輯，第251頁。 6.同上，第214，215頁。 7.同上，第283頁。 8.王立新著：《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第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