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真理”作見證　　　　李靈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意味著既得到了從神而來救恩，也得到了神所啟示的“真理”。救恩，就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了“代罪羔羊”，做“挽回祭”，使我們有機會重新被神接納。救恩是白白得來的，所以蒙恩的人不會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可是自認得到了“真理”，感覺就有點不同──常常會不自覺地把自己當做“真理”了。
首先讓我們來看《聖經》中幾段關於“真理”重要的經文：
耶穌（對門徒）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
耶穌又說：“他們（指門徒）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同上17：15-17）
彼拉多對他（耶穌）說：“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同上18：37）
我不打算引證任何神學家的話來作為解釋的依據，只想談談自己對這幾段經文的領受，因為這是筆者從神而得到的亮光。神學家的思想是很好的參考，但沒有一個神學家或某一神學思想高於聖經。
“真理”是什麼呢？
聽到主耶穌說，他來是“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彼拉多似乎有點納悶，說：“真理是什麼呢？” （約翰福音18：38）
歷史之輪已經轉到二十一世紀，社會、教育、科學三者之間互為因果，使各自的發展呈現“加速度”的趨勢。“教育”就如一部龐大的機器，每天生產出千萬個“博士”；這些博士的“發明”和“發現”，使科學知識出現“大爆炸”；而通過“互聯網”，大爆炸的震撼波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結果推動社會迅速“發展”；發展的結果之一，便是教育更加普及，也就是說，每天生產出來的博士越來越多。可是“真理”是什麼呢？卻依然是個“問題”。
“真理”是個古老的話題，這恐怕與人的“本性“有關。《創世記》第三章記述了夏娃和亞當在蛇的引誘下偷吃禁果的故事：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創世記3：2-6）
可見，追求“如神知道善惡”和“能使人有智慧”，乃是人背離神的“原始”動因，可說是人的本性。
歷史上，人類一直試圖通過哲學思維來回答一切世間奧秘，上至宇宙天體的起源，下到原子結構和基因密碼。哲學的本質，誠如已故復旦大學教授全增嘏所言：“哲學就其本質而言，是批判一切信仰的”。正因如此，人一貫自以為可以發現“真理”。
“哲學”在古希臘逐漸成形，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莫不在探尋“真理”，不過當時沒有用“真理”一詞，而是用“普遍性”（Universal）。柏拉圖認為，宇宙間的普遍性道理不可能在物質世界之中；亞里士多德則認為，這種道理只能存在於物質世界之中。兩人都認為自己的道理是“普遍性的”，互不相讓。儘管如此，但至少“普遍性”後來變成了“真理”的主要特性之一。
在古代中國，“陰陽說”也被認為是具“普遍性”的道理，不僅被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也解釋人類以及社會的種種現象。
隨著人類自身理性能力的不斷完善，以及對自然和社會認識的不斷深入，“真實性”和“永恆性（不變性）”也相繼成為“真理”的特性。
由於一切的“認識”都是從人而來，所以希臘哲學家普羅塔可拉斷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也就是說，“人”是衡量萬物、認識萬物的知識源頭。直到基督教在整個西方被確立後，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才被以“神”為中心的真理觀所取代。然而十六世紀之後，隨著“科學”在西方的迅速發展，“人”似乎又重新取得了中心地位。
遺憾的是，這些在科學發展中樹立起來的“真理”特性，又相繼被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所推翻。以“真實性”為例，人有能力去認識、把握“真實”嗎？康德就發現，人充其量只能認識實體的“現象”，而不可能認識到“物自身”。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後，“真理”具有普遍性和永恆性的信念被動搖。上世紀六十年代波普爾的“證偽說”，徹底否定了科學“真理”的普遍性和永恆性。
在社會領域裡，十九世紀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進行了血與火的嘗試。擁護“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前蘇聯、東歐諸國、中國及朝鮮、越南（北）等國強制推行這“理想國”，導致無數持不同政見的人身首異處，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至終相繼垮臺。
毛澤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自以為掌握了“真理”，並且擁有對“真理”的解釋權。結果折騰了十年，幾乎將整個中國推向全面崩潰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隨著毛主席的過世而結束，可是在原有的意識形態邏輯框架內，人們似乎無法質疑毛的“真理”，然而殘酷的社會現實又讓人無法接受他的“思想”是“真理”，於是，人們改換一種質疑的方式，探究：憑什麼來確定某人的思想就是“真理”？由此引發了一場理論討論，結論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的帷幕就此拉開，持續至今。經濟發展導致國家財源滾滾，可是，“真理”究竟是什麼呢？人們腸胃填飽了，頭腦卻依舊空空。
主耶穌就是“真理”
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原本旨在質疑毛澤東就是“真理”的絕對權威，結果開啟了“意識形態”的封條，敞開採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大門，但是並沒有真正重新梳理人們對“真理”的認識，更沒有重新確立人們的“真理觀”。社會上蔓延“三信危機”（信仰危機、信心危機、信任危機），而人們頭腦中的這片“空白”，也許正是為“福音”所預備的。
幾乎與經濟起飛同步，從八十年代開始，“福音”在神州大地迅速傳開。耶穌就是“真理”、就是“拯救”、就是“公義”的宣告，恰恰回應了當代的需要。因為傳統文化中殘留的“聖道箴言”和“天理良知”，在歷次政治運動的沖刷之下，已經蕩然無存。當人們看到耶穌早在兩千年前就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時，“真理”之光頓時讓久蒙黑暗的心靈透亮起來，“哈利路亞”的歡呼聲響遍大江南北的鄉間小道，傳遍白水黑山的古道小鎮，無數的家庭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廣袤的農村。
主耶穌以第一人稱來與“真理”劃上等號，是向全世界作出一個宣告。這個宣告不需要“論證”，不需要“說明”，更不需要通過“辯論”來確認。當主耶穌宣告他就是“真理”時，也就等於向世界宣告：“他就是神”。神是自在的，沒有比神更大的，當然也就沒法對神進行定義。康德便意識到：有限的語言無法定義無限的“上帝”。
而這恰恰是長期受到“以人為本”、“理性求真”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難以接受的。中國知識份子接受福音的時間，比起普通百姓整整慢了十年，這無疑為主要原因之一。
我剛受洗不久，在與一友人分享福音時，那位仁兄最後亮出的“底牌”，就是：他不能接受耶穌宣告自己就是“真理”。他表示，耶穌憑什麼這麼肯定？依據什麼？毛澤東花了半輩子的戎馬生涯、愛因斯坦有超人的思維能力，這類風雲人物都是因巨大的付出，才有特別的獲得，他們的成就使不為全世界所承認，至少也為一群人、甚至一個民族所認同。可是，耶穌究竟憑什麼如此宣告？難道就憑他這麼一“宣告”，我就要將一生託付給他、追隨他？1
上帝在造人時，賦予人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使人與萬物在本質有區別，所以人能夠分辨是非、能數算和分析、也能演繹；因而在一定的範圍內，能得到一些有關“真理”的片斷（fragmentary truth）。但是再多的“真理”片斷，不可能湊合成完整的“真理“本身。
在此以印度教中的“阿特曼”（Atman）和“布拉曼”（Brahman）來說明兩者的區別。“阿特曼”是指一個人內心的重要字彙；因為“阿特曼”，當人與世界接觸時，才能發現、明白、領悟到一些道理、知識、或“真理”。這些在印度教裡稱之為“小道”，而不是存在於宇宙萬物中的“大道”。“大道”有點類似中國古代先賢如老子、孔子所講的“道”；而“大道”就是“布拉曼”，也就是“創造者”，是印度教中三個最高的神祇之一。另外兩個神祇是保護神“毗濕奴”（Visnu）和毀滅神“濕婆”（Siva），而“濕婆”是這三者中最高的神，令人恐懼。
印度教認為，“布拉曼”不但是“創造者”，而且還是“創造之道”，所以“布拉曼”在宇宙萬物中運行的是“大道”，故他們也將“布拉曼”稱之為“梵天”。人不具備認識“布拉曼”的能力，但是一旦人心中的“阿特曼”（小道）與“布拉曼”（大道）連接，人就會領悟宇宙間的一切“真理”。而“阿特曼”只存於人的生命中，因此也只有人才可能得“道”。
古希臘哲學用“Logos”和“Logikos”來代表“大道”和“小道”，意思也差不多，在此不再贅言。借助這些詞語來做比較，筆者較想表達一個思想，就是：我們人通過有限的理性能力所能達到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些關於“真理”的“碎片”而已，不是“真理”本身。
主耶穌曾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翰福音16：12-13）這段話顯示，人領受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真理的聖靈”來將我們和“真理”本身連接在一起。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進入“真理”當中，並讓“真理”進入到我們裡面；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真理”。
而“真理”就是主耶穌本身，因為“真理”是自在永在、不正自明的，是理性的源頭，也是一切“小道”的源頭。人們會追求這樣的“真理”，是因為確信“普遍的、絕對的、永恆的真理”是存在的；換言之，人必須先對真理有“信仰”，才會對“真理”有追求。所以，唯有主耶穌才是“真理”。
為“真理”作見證
問題是，不願意承認耶穌就是“真理”的中國知識份子，往往特別容易把自己看作“真理”的化身。上文提到，這是亞當和夏娃偷吃“智慧果”的原因，也是他們離開伊甸園的原因，也是人背離神的“本性”（原罪）。當然，這並非中國知識份子所特有。
中國知識份子所特有的是，他們不僅秉承了幾千年積澱的“以人為本”文化遺產，更有甚者，他們還經歷了幾十年的意識形態強化灌輸。這種漫長的“強化灌輸”經歷，不僅使人難以將深深印入心靈的觀念完全消除，而且會讓人產生習慣性的保留，將以自己為準則、甚至為“真理”的意識形態式的心態和思維方式，留在潛意識裡。
具體的表現便是：得到了“真理”的人，會以為自己就是“真理”，將相對的、部分的所得，擴大為全部和絕對，並且以此為“準則”，強迫別人也必須與自己一致。
這種獨斷專橫的行為方式，使得有些人雖然已經皈依基督，也接受耶穌就是“真理”，可是不知不覺地以為，既得著了基督、得著了“真理”，自己也就成了“真理”的化身。
在以上所引用與“真理”有關的經文中，第一段裡是主耶穌所作的宣告，但他還是只將自己界定為通向“天父”的“道路”，不是“天父”本身；第二段是耶穌向天父的禱告，他自己和“天父”的區別就更加突出；第三段裡，主將自己的位份（王）和職分（為真理作見證）合而為一，向彼拉多宣告說：“我就是真理”，“特為真理作見證”。“道成肉身”的主耶穌是帶著使命降世為人的；他是神，卻以人的形象出現在我們中間；他就是真理，卻還要為真理作見證。
“我就是真理”的宣告，表達耶穌就是神、就是無限、就是絕對和永恆；“為真理作見證”，表達道成肉身的耶穌，是有形和有限的人，因此不是“真理”本身，只是“為真理作見證”。耶穌的位格和耶穌的謙卑，就在他“為此（真理）而生，也為此（真理）來到世間”這一表達中彰顯出來了。2
“謙卑”不只是一個姿態，而是完全放棄自己應有的“位份”，降尊為卑。一個人得著救恩、皈依基督後，從根本上講，已經屬於基督，不屬於世界；不再以世上的事為念，而以天上的事為念。
從此以後，就生命存在的意義而言，我們是“為主而活”，為主在世上“作鹽作光”、“榮神益人”，作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價值；就生命活動的意義上來講，我們是“因主而活”，亦即，無論是養身的職業（工作），還是理想中的事業，諸如藝術、政治等等，都因有來自神的召喚（Calling）而成為“聖職”。
也許某人的政治見解比較“進步”、某人的學術思想比較“領先”、某人的藝術造詣?比較深厚、某人對某事確有“真知灼見”，但是切記：這世上無一不是出於神，都有神的美意和奧秘。更何況人與人也有差別，每個人的個性、教育程度、專業、出身、成長環境、人生經歷、生活處境都不同，在面對同一個問題時，這些差別會導致對“認識問題”的角度、深度、立場、態度都不同，最後得出的結論也一定不同。不僅對問題的“認識”不同，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法、時間等，更會有許多“不同”。
而人與人的“不同”，很難以簡單的“是”和“非”來論斷。
一個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主要標誌，不是因為他有了“合乎基督教的種種觀念和思想”，而是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自覺地“效法基督”──不以自己原有某種身份地位“為強奪的”，而懂得“虛己”（參腓立比書2:6-7），多去傾聽別人的見解，也善於換位思考，替別人著想；凡事不以自己的時間表而行事，耐心“等候神”。
我們既然歸入基督的名下，就應當榮耀神，不再求在“眾生”中強出頭，來榮耀自己。無論我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獲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少“真知灼見”、對社會有多大的“貢獻”、對世界有多大的“影響”，都是因為主的恩賜、主的帶領、主的祝福所致。所有這一切，只是見證了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們只是“為真理作見證”。千萬切記：永遠不要妄圖借助任何成就、思想、權利、財富，去見證自己就是“真理”。
盼望所有主內同道，特別是事奉主的僕人們，以此共勉。

作者為恩福「學術交流部」主任兼「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註：1.我認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悲哀就在於：當“信仰”需要用理性思考的時候，面對權力的淫威，我們的頭腦只剩下“腦袋”的意義，喪失了思考的能力；當“理性”需要信仰來支撐和定位的時候，面對耶穌的救贖，我們卻因不願意失去“自我”，而頑梗地以自己的“頭腦”為標準，不願意承認耶穌就是“真理”。 2.“謙卑”和“謙虛”不同。華人常會以“謙虛”來理解“謙卑”，其實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謙虛”（Humility）是一種待人接物的態度；而“謙卑”（Humble）是內心對自己應有地位的否定，採取“無地位”的認同。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對耶穌的描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